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很快波及古镇的平民百姓，镇商贩合作小组晚上开会研究，随即向在横街开南货店的父母发出通知，调谢村公社大岭根村接盘孟某的代销店。通知就是命令，父母赶紧收拾衣服被褥、米油锅碗，一夜无眠。次日一早，匆匆赶往30里外的山村，一番清货盘点，接下了原先的代销店。
次年仲春时节，我随父亲走路进山。父亲肩上一条竹扁担挑两箩筐散货，晃晃悠悠走在前面，我连走带跑跟在后面。山路上岭下岭，崎岖不平，太阳西斜山峰之上时，已经累的实在走不动了。父亲问我，饿了么？我随口回答，不饿。话刚说完，委屈的泪水便汹汹流下，我不敢出声，咬着牙迈开小腿拼力向前。一抹晚霞中走过冰坑桥，爬上破岗岭，穿过山坳一片插入云天的柳杉林，再走一段平缓的石砌路，掌灯时分，到了大岭根的店里。
那一年，我刚刚过了五周岁。
山村小学生
大岭根村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山谷里，从西面流来清澈的山溪把村舍分成外村和内村。代销店开在外村这边，村子大且比较开阔平坦，店前不到百平米的空地，一条小道通往溪边，跨过高悬山溪之上坚实的木桥，往左走过一段路，再向南就是内村。
代销店原是地主的房子，二层泥木结构，高耸的骑马墙，石条大门洞两扇厚重的木门，门上镶嵌的铜狮头挂着两个铜环。进门是大块长方、正方石板砌就的天井，左右两边是窗扇雕刻了精致花鸟走兽的客轩间。天井和正屋之间隔一道五尺高木板，正屋中堂和右边已拆除的正间充当店堂，算得上宽敞实用。
父母把我带到身边，有意让我赶早在这读书。村里有谢村公社唯一的完全小学，设在村口不远的叶家祠堂里。开学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我怯生，扳着学校的一扇大门，就是不肯进去，直到小潘老师过来牵我，才无可奈何跟着她进了教室。
潘老师长的娇小玲珑，要不是瓜子脸上留下了天花疤痕，应该是很漂亮的大女孩。那时刚开始普及拼音字母，潘老师擅长拼音教学，进校的第一节语文课，学的就是“a,o,e”。这为我打下一辈子使用拼音字母的基础，现在想来还很感谢她。
叶家祠堂是三进两天井的高堂大屋，上堂正中和两边是三个高高的神龛，里面层层叠叠摆满了当地叶家先人牌位，让人觉得有些神秘碜人。中堂最宽敞，早年应该是叶家族人聚会或摆宴或看戏的活动场所，现在一边是学校的教室，一边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宿舍，中间部分则成了学生们课间休息嬉闹的场所。祠堂正大门进来是下堂，中间的戏台已被拆除，两边也做了教室。
一二年级的教室在下堂一个角落，两面靠墙，另二面由木板隔成，木板上方的菱形格子可以采光，但光线仍然不足。一二年级是复式班，隔着课桌中间的通道，一边各两排桌椅，分别是一年级和二年级。老师给一年级的同学上课时，二年级的同学写作业或者默读课文，反过来也如此。
入学的第一天开始，读书没有让我感觉很大压力。语文、算术两门主课我都觉得学的很轻松，老师提问，我每次都把手举高高的抢答，有时老师干脆让我上讲台在黑板前演示答题。早上自修课，潘老师常常拿来标注拼音的汉字卡片，让我在讲台前领着同学们温习前一天课堂上教的生字。我作业做的快又准确，同学不懂问我，我大多能帮助解答。莫名其妙的，我这一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很快就当上了复式班的班长。
晚上，我在店堂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业，几位老师到店里买东西，我正好有个题目不太明白，便问了老师。那时山村学生自觉学习的不多，第二天，老师就在课堂上表扬我，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这以后，我这好学生的名声就在学校传开了。
那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还有我二哥，他在四年级，也是复式班，老师在祠堂中堂和上堂两个相连的教室轮流上课。我至今记得风度翩翩的戴老师从两个教室中间的板壁缺口弯腰穿行的样子。二哥在班里读书成绩也好，尤其是数学有些天赋。
学校没有正规场地开设体育课、劳动课。高年级的体育课是在学校外面的一块空地上的，我们低年级的同学除了做早操，就没有什么体育活动。所谓的劳动课，也就是到村外正在收割的稻田为社员拾稻穗。课间休息的十几分钟，同学们就在中堂、下堂和大天井这一片嬉闹追逐，乱脚铲的泥地一个个窟窿，扬起一团团灰尘。冬天的课间，同学们衣衫单薄冻的手僵脚麻，就挤在墙壁上“榨油”取暖，每一个人都拼力挤推前面的人，被挤出的同学又从队尾往前挤。折腾暖和了，铃声一响，继续进教室挨冻。
一次，学校组织普通话比赛，小潘老师要我参加，我天性内向胆子小，写了发言稿也不像样，潘老师一手帮我改好，又让我背了下来。参加比赛时，我心里“怦怦”直跳，可一上讲台读开稿子，反而镇定下来，结果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支圆珠笔和一本作文簿，第一次拿这么大奖品，高兴的不知怎么才好。
每个学期评比，我都是三好学生。评选时，老师让同学们举手提名，我心有期待，却也故作谦让不要，可老师一点名，同学们都齐刷刷举手同意。我因为年龄特别小，体育不咋的，每次评上“三好学生”，满足了虚荣心，却总觉得有点亏心。
我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大约就在二年级的时候，大哥看了小说《林海雪原》讲给我听，我听的津津有味，却又觉得没头没尾不过瘾，就拿了小说书自己啃。书里少剑波、杨子荣、白茹等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精彩的剿匪故事让我入迷。我从此喜欢上了看书，常常在书里的世界浮想联翩，这也让我一辈子受益。
山村的天特别蓝，蓝的好像每天都被神仙清洗过。放学后站在店门口，看刚从店里歇过脚的一群山里人，挑着从镇里采购回来的物品，从山溪对面的山脚向右边的横栏山道鱼贯前行，然后一步一步登着之字形的山阶，一直走上和白云连接的山顶，成了蓝天一个符号，渐渐隐入“云深不知处”。
山里的夜晚特别静谧，满天繁星，银河清澈，不时看见一颗流星在夜空划过，很奇怪不知落到哪里。对面陡峭的高山白天郁郁葱葱，现在黑黢黢的仿佛要压过来。斜对过的内村通往高山上的李山头村，山腰不时有一串串莹白的亮光飘忽游动，听大人们说，那是“鬼火”，鬼点着灯游走，吓的我一身鸡皮疙瘩。老师要我晚上帮助一周姓同学做家庭作业，做完作业我就要他送我回家，竹篾灯前面照着，身后黑不隆冬的，老怕有鬼追过来。
每天放学后，我会帮助看护出生不久的小弟。父母很忙，有时妈妈顾不上烧饭，我就缠着妈妈嚷，我肚子饿了，饿死了！吵的烦了，母亲拿着大火钳吓唬揍我，我连忙跑开去，过一会儿见饭还没熟，又去吵她了。回想起来，在山里读书生活虽然有些单调，可在父母身边，有妈妈的呵护，心里很踏实、很温馨。
两年后，我回到镇上读三年级，但每放寒暑假，我都第一时间直奔大岭根。山村的山山水水，伴我走过了童年。
恐怖的大饥荒
上学的第二年，就遇上了大饥荒。我们家是镇里居民户，当社会上所有的食物严重短缺时，工作人员27斤、居民24斤，孩子们几斤、十几斤的月定量，也只能勉强果腹。可农村就不一样了，大饥饿恐怖地吞噬着可怜的人民公社社员和他们的家人。
1958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标志是钢产量目标1070万吨。随后，“钢铁元帅”升帐，到处起高炉，全民炼钢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城镇干部职工和居民，公社社员都被组织起来，毁山砍树当燃料，下滩洗砂炼钢铁，连学生也被动员起来下河洗铁砂，社会进入了疯狂的状态。田里的稻谷、小麦无人种，山上的玉米、番薯没人收，报上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各地粮食产量攀比“放卫星”，一亩稻谷实产数百斤，被吹成几千、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人们疯狂到没有底线，失去常识，真的以为鸡毛能飞上天。
和“大跃进”并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样如火如荼。生产大队在外村周家祠堂办了大食堂，社员们砸了铁锅，收拾了所有的铁器卖了炼钢铁，吃起了食堂的大锅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白米饭加猪肉”的共产主义生活仿佛就在眼前。食堂开办之初，社员们吃的是大米饭，不久就只能吃番薯了。番薯软粉香甜，让我们哥弟嘴馋，中午开饭前，我和二哥拿一斤大米，找管食堂那口吃的民兵连长，可以换六斤煮熟的红番薯。可没过多久，食堂就没番薯可换了，我们也没再去过食堂。听说食堂里煮稀饭，吃蔬菜杂粮，再后便揭不开锅了。大人们说，队里没有粮食可分，连稻谷种、洋芋种也都分光吃完了。再后来，饥饿的现实让人们终于从天上回到人间，食堂解散了。
我家小弟出生在1959年下半年，当时市场的物资已是极度匮乏，母亲因为缺乏营养，奶水根本不足，小弟吸不出奶就“哇哇”地哭。为让襁褓中的婴儿能吃饱，妈妈炒一点米磨成粉，每餐调一点米糊喂他。有时还能从公社医院讨一张糖票，买半斤葡萄糖粉，在小汤匙的米糊上蘸丁点糖哄弟弟吃。我看着雪白的糖粉馋的咽口水，借帮妈妈喂小弟的名义，用嘴含一含小汤匙，舔一点糖粉的纯甜。哥哥们看见笑话我，说我偷葡萄糖吃，我争辩是怕烫着弟弟试凉热，心里一虚，小脸蛋早红了。
家里一年到头基本吃不到肉禽鱼蛋，公家店里猪肉无货，过年才能凭票供应每人二两半肉，黑市猪肉五元钱一斤，我们根本吃不起。饭桌上餐餐是白菜、萝卜，南瓜一类，冬天小火炉的白菜、萝卜锅里要是煮进了一些豆腐，哥弟们上桌，立马筷子打架抢豆腐，奶奶的话：“你们这是扛石板啊！”她老人家常戏称我们是“一群豺”。为了喂饱这一群豺，父母可伤透了脑筋。
早上，大锅里捞出了中午的饭，留下稀稀的米汤，加一些青菜或番薯叶煮在一起吃。有邻居送来点捣碎的络麻叶，母亲掺一点米粉烙成饼吃，那粗粗的纤维嚼不断也不易消化。母亲还给我们做过糠饼吃，最好的是碾米厂碾米机缝里残留的米皮糠加上更多的细糠，吃起来很香但很难下咽。记得在店里的某个深夜，吃过炒米皮糠，拌上点番薯糖浆，那是超好吃的食品了。
最苦的是默默劳作的妈妈，她从早到晚，一日三餐在灶台前忙碌，临了吃饭还忙着收拾不上桌。父亲和我们吃好了，留下的大多是残汤剩饭，母亲常常是喝点米汤、菜汤就算过了一餐。我们对母亲迟迟上饭桌已习以为常，饥肠辘辘的哥弟们一上桌就争抢饭食，很少有人顾及母亲的挨饿和感受。
在镇里的爷爷、奶奶也在半饥饿的生活中。有段时间，粮管所供应的粮食要搭配部分番薯丝。薯丝有许多黑斑，是烂心番薯刨丝晒干的，苦的难以下咽。爷爷是青田人，小时因为挨饿，孤身下温州，帮着出海货船烧锅炉逃到国外谋生，30多岁回国娶了奶奶安了家。抗战时，日寇播撒的炭疽菌差点害死他，双脚烂到去世也没有好。奶奶知他小时吃怕了番薯丝，焖饭留着锅的一角不掺番薯丝，专给爷爷吃。一次，爷爷吃了米糠拉不出屎，想想一辈子为吃饱饭颠沛，临老了还要挨饿，在天井空地上，满脸泪水仰望苍天哭喊：“皇天啊！这是什么日子！”
我们家这勉强果腹的情状，在山里人看来却是近于天堂的幸福生活。代销店是山村重要活动场所，店堂一边有张大方桌，配有四张长条板凳。每天从早到晚，都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们坐在方桌旁闲聊。他们穿着补丁加补丁的破长衫，“吧嗒吧嗒”抽着辛辣的旱烟，说着前清、民国的经历，听的人津津有味。有的老人半闭着眼睛坐一边，似乎周围一切都与他无关，直到默默地离开回家。这样的场景天天重复上演，好像永远不会有变化。
可到了夜晚，关了店门进房间，大人们发生的事情在父母的闲聊中变得立体了。谁谁家里没吃的，这几天饿的走路都拖不动腿脚了；谁谁真可怜，老来身体有病，瘦的皮包骨，家里没有人管他；谁谁前几天在店里闲坐还好好的，今天就走了。昏暗的灯光，懵懵懂懂的我，记不清听过多少这样的故事。
冬天来临的时候，闲坐的老人差不多都满脸浮肿，腿脚肿胀发着亮光，趿拉着鞋，步履蹒跚。孩童们穿着脏衣服，鼻孔挂两条黄黄的浓鼻涕，瘦骨嶙峋，眼睛盯着我们的饭碗放光。来店里的男女老小几乎都一个样，上身一件破棉袄，下面一条宽脚单裤晃荡，光脚穿一双布鞋，双手捧着竹篾火笼取暖。火笼是山里人的生命之火，须臾离开不得，哪怕是买点东西从兜里掏钱，也把火笼死死夹在两腿之间。
店里的货物实在贫乏的可怜，食品和酒类都断供了。偶尔从食品厂里进一点番薯糕，货一到，便跟着挤进一大帮人，一斤一份，一下子就卖的精光。挤进店里的人群中，多数仅是过过眼瘾的看客，他们没钱买糕，只能看热闹。饥饿的孩子盯着人家手中的糕，眼珠子都好像要掉出来。母亲留了心眼，往柜台里塞一小块番薯糕，店里没人时，哥弟几个每人分一小片吃。
村里接连饿死了好多人。清晨，对面山上常常传来“咚，铎”的悠悠声响，那是为送丧开道特有的铜铎发出的响声。这时，我会跑出大门看，远处山道上有人抬着白棺材在走，后面稀稀拉拉跟几个送丧的亲人。棺材是连夜匆匆做的，好一点的人家，用黑炭或电池芯把棺材涂黑，穷的人家，就一具白木棺材。好在山里不缺木头，死了人还可以随便砍些做一具棺材。
政策稍微宽松后，父亲组织过一次开荒自救行动。从大岭根山溪对面爬山过岭15里，有个大南坑村，当地一个谢姓朋友愿意帮助开荒种玉米。父亲从镇里请了金通伯兄弟，带了二哥、三哥进山开荒。金通伯兄弟在前面劈荆棘开路，众人合力砍出一条隔离带，放火烧山，刀耕火种，在草木灰下播下了玉米种。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家里的早饭或午饭是玉米糊。玉米糊很稠，盛在碗里拿筷子从中间挑着吃，可以吃的干干净净不沾碗。
有两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却。镇里也开办过公共食堂，规定居民家不准生火做饭，谁家夜里偷偷冒了烟，邻居一举报，次日便开群众大会批判。暑假，我从山村回镇里，总觉得口粮被大人们多占，要自己单独买饭吃。中午拿二两半饭票去打饭，一到食堂，发现搪瓷盆里的饭票在路上晃丢了，只好空盆回家，坐在灶膛口的小凳上“呜呜”地哭，奶奶看不过，扒了半碗饭给我吃。
在店里，一天早上，放在厨房的老鼠夹夹着一个大老鼠，身子黑乎乎，眼睛乌溜溜的怪吓人。母亲不顾心理的厌恶，用灶膛灰把鼠毛擦净，去头除脏烧成一大碗鼠肉汤。肉香飘逸，我顿时忘了老鼠的恐怖，只觉得肉质细嫩鲜美，吃了肉又喝了汤。那一夜，我一觉到天亮，没有起来夜尿。妈妈说，老鼠肉健脾呢。
1968年初中毕业后，我下放在松阴溪畔赤岸村，这里的松阴溪水经响石堰流过赤岸坌，灌溉着几千亩良田。老辈人说，困难时期，“共产风”、“浮夸风”，虚报粮食亩产几千斤，政府凭“大丰收”产量征购粮食，农民交不出，干部“反瞒产”，结果连基本口粮都被国家统购了。社员口粮每天二两二銭五，村里每天都饿死人。赤岸坌是松阳著名米粮川，因为灌溉方便，越干旱越丰收，连这样的地方都饿死人，可见大饥荒有多可怕！
北京终于发现饥荒迅速蔓延，全国到处饿死人时，开始了紧急赈灾救助。山村的浮肿病人可以分配到一斤红糖、一斤红枣和几斤米皮糠，这比什么药的救命效果都要好。中央出了自留地政策，农民自留地不管种什么收成归自己，还允许社员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种粮，农民形象地称“种百斤粮”。这以后，大饥荒才渐渐地度过了。改革开放后，不少专家研究这一段灾难，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是“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文革”批判刘少奇走资本主义路线，山村的社员私底下说刘是好人，没有他的“自留地，百斤粮”，不知还要饿死多少人呢！浙江批判省委书记江华，其中一条罪状是中央要调走浙江粮食，江华抵制不调，或许照着办，浙江要死更多的人吧！
小时听奶奶感叹：“从前好，有钿卖得指手肉”，意思是她那个年代，上街买肉是手指到哪就买到那。可怜亲身经历困难时期的我，怎么都想像不出物质丰富能达到那样的境界。
山村水电站
没有月亮的夜晚，整个山村黑黢黢的，所有的路都狭窄，高低错落的泥墙如巨大的怪物挤压下来，特别吓人。小店照明靠两盏罩着玻璃的煤油灯，每天天黑前，父亲会把被熏黑的玻璃罩擦的发亮，天黑时点亮灯带，罩上玻璃罩，灯光就白亮了很多。
村里人来往店里，靠的是“蔑灯”。那是毛竹去皮，破成长约一米，宽一公分的篾条，在山溪浸泡去脂后晒干的，用时拿火柴就可以点上。晚上串门或者到我们店里买东西，就靠篾灯一路照明，点完了一支，便添上一支。也有少数条件好些的用上了手电筒，可二节电池四角钱，一般人根本用不起。
公社当时的领导很有魄力，1959年建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造纸厂，捞纸用传统古法工艺，捞出的纸则靠烧坑暖墙烘干，可不久就停产了。大约在1962年，公社启动了山溪水电站建设。
大岭根这条溪，是松阳母亲河松阴溪的主要支流之一，在十二都这条源里，有上百平方公里的集雨面积，春夏之交，山洪暴发，山谷轰鸣，浊浪排空，有如虹气势。夏天干旱，山溪流水不断，清澈的溪水在微风下荡起一层层金色的涟漪。这时，村里青壮年们相约毒鱼，选一个日子从镇上挑来一担担生石灰，在上游处边倒边搅拌，石灰水沿溪流下，所到之处都是被毒的泛着白肚的鱼儿，沿溪十多里都有大人小孩下水捞鱼。我也下了浅水捡死鱼，腿肚子被晕头转向到处乱窜的鱼儿撞得痒痒的。
在孩童的我看来，造水电站是十分宏伟的工程。社员们在山溪上游水流平坦处就地取材，用溪里的大石块筑就拦河石坝，溪水被截流通过一个涵洞，乖乖地流进了村头大约数亩面积、二三米深的小水库里。小水库一面靠山，一面沿溪，靠溪高高的石堪有一道闸门用来调节流水。丰水时，水库装不下溪水，石堪的闸门开启，水库水汹涌而下汇进溪流。
周末不读书，我会背着小弟去看工地施工。山外请来的专业施工队伍，当地的青壮社员们，都在工地里起劲的干活。一天又一天，沿溪砌就了近百米长，十多米高的石堪，电站就在山溪边拔地而起。石堪上游一段就是人工筑就的小水库，下游一段则是电站机房的墙基，电站有一半临空坐落在河床上。
电站的机器设备都从几十里的山外搬进山。水轮机，发电机都是不能拆卸的笨重设备，当时没什么运输工具，靠的就是山里人坚实的肩膀和强壮的体力。发电机、水轮机进山那天，村里好多人都走出村外几公里去看稀罕。我也随人群走了一二公里，坐在破岗岭的石阶上等运输队伍。隔着老远就看见冰坑桥那边，几人、十几人一组抬着机器在慢慢地移动。到了近处，只见硕大笨重的水轮机被粗大的麻绳捆绑的严严实实，一条粗粗的圆木穿过总绳，又分出几条小横木，健壮的汉子脚穿草鞋，肩扛横木，在“嘿哟，嘿哟”的沉闷号子声中，迈出一步，再迈出一步，艰难却整齐地起脚，登上一级又一级石阶，慢慢地向岭头上行。那种负重上山的难度，恐怕只有山里的壮汉们才能承受，也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站竣工之前，我见过试机时的场景。小水库木闸靠人工转动螺纹杆慢慢提升，一股激流沿渠道冲击水轮机底部的叶片，带动厂房内的钢质铁轮由慢而快，如飞地转动，一条皮带牵扯，又带动了混凝土台基上的发电机。随着发电机的飞速转动，厂房内的电灯很快亮成了白炽光，配电板上电表的电压呼呼往上窜，电闸刀合上，所有线路上的电灯都亮开了。
一天晚上，天刚刚黑下来，店里刚刚点上煤油灯。忽然，柜台上方挂着的60W的灯泡亮了，店堂里瞬间一片雪亮，那亮光照遍了店堂所有的角落，原先煤油灯的昏黄浑然不见，店里大人小孩一片欢叫声。跑出门外，木电柱上的路灯也亮了，整个山村都亮了，整个世界仿佛都亮堂了。
春天雨水多，电站发电用水充足，天一黑，电灯便亮了。夜里十一点，随着三暗三亮的“报点”，父亲捻亮备用煤油灯，电灯慢慢转暗，直到钨丝最后一丝亮光灭失。可到夏秋旱季，小水库一天的蓄水量，连一个小时发电都不够，天一黑，电灯刚亮一会儿，便渐转暗淡，钨丝只有一丝丝昏黄的光。
山村水电站给当地农民带来的便利确实不少。丰水时候，除了发电照明，白天的水力还可以用于碾米。电站水轮机一头连着发电机，另一头连着一根钢质轮轴，轮轴的皮带带动厂房另一边的碾米机。稻谷从碾米机上方的铁斗里倒进去，电站的李叔专注地把控着铁斗里稻谷流入碾米机的流量，碾出的大米从一边出口流入箩筐，手工风车扬扇干净，就是雪白的大米。碾碎的糠粉流落在米机下面的地上，扬起的粉尘把厂房内所有设备、地面和正在干活的人们都蒙上了厚厚的灰白，那是生活最真实的快乐。
村里有两个水碓，一个在外村村头上游数百米处，我曾经跟着山里小同伴常去玩耍。那里，水从更上游的地方引入一条石砌的水渠，水渠的水通过木水槽冲击水碓巨大的月轮，月轮“吱吱呀呀”转动，带动了砻磨和石碓，砻出了糙米，碓成了白米。内村村头也有一个水碓，那里溪水小动力不够，能用的时间少。
电站的建成，给村里带来了时代的光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碓米的繁重劳动。回头看，那是个技术相当落后，利用水力效率极低的水电站，可在六十多年前的当时，却是山村沟通外部世界，开始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电站也给村里人带来过灾祸。李叔一次换皮带不小心，手被皮带卷进水轮机钢轮，四个指头一节被齐刷刷扎断。还有我一个胆子过大的小同学，居然从电站出水口绕过水轮机到进水口的水闸边抓鱼，正好闸门放下，沉重的木板砸在五只脚趾骨上，好端端的一个男孩成了瘸脚的残疾人。
大哥曾在电站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电工。我陪他在电站的一个小房间值过夜班，窗外是黑漆漆的世界，停了发电的电站孤零零伫立黑暗中，山风呼啸，夜鸦惨啼，着实让人有些恐怖。
过了些年，技术进步，通过更高更远的上游山溪截流和远程隧洞通水，更大功率的电站建在了下游百多米处。再后来，上游大山里做了大型的谢村源水库，数万千瓦功率的电站建在了下游数公里的合湖村，大岭根电站的历史成了人们的记忆。
父辈的交往
在山村里工作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县里和镇里过来的，日常交往有一种“人以群分”的天然认同，其中有的和父亲成了很好的朋友。矮壮精干的乡指导员德生叔，瘦小文弱的吴乡长，到父亲老年时仍然相互关心，时有往来。也有让人讨嫌的，供销社派下来一钟姓干部，紫黑面膛，声音洪亮，看似很豪爽的人，做事却有些表里不一，还爱占点小便宜。每到中午，他拿一角六分钱买一碗黄酒，便到我家的饭桌上蹭菜吃。要是小火炉的锅里有几块豆腐，他在我家没有开餐前就基本扫光。要是我家偷偷酿了酒，他闻到酒香就讨要：“来碗尝尝”。爸爸顾着面子，顾着工作关系都以礼相待，可母亲对他很是讨厌，暗下嘟囔他酒鬼。
最深刻的是父亲和公社医院医生们的交情。医院原先设在山溪对面的茶亭殿，后来搬到了和我们代销店相距仅数十米的废弃纸厂二楼。医院当家的郭医师，是浙江医大高材生，囿于地主出身，毕业后被发配在这偏远山区。他常穿一件白上衣，白皙的圆脸，稍眯的眼睛，儒雅和蔼，说话亲切，就一大医生的范。他的医术高明，山里人把他传的很神，似乎什么病都能手到病除。
还有一个张老先生，来自当地平卿村大户人家，是须发皆白的老中医。老先生佝偻着背，行动迟缓，在医院里虽被郭医师的医术盖住了名头，但那时中药省钱，山里人请他看病撮药的也不少。还有一个李医生是中医药师，一副淳朴的样子。
医院还有俩男女青年，男的是李医生的儿子，跟着郭医师学医，拉得一手二胡。女的是张老先生孙女，雪白娇嫩的皮肤，圆脸尖下巴，脸蛋白里透红，大圆眼清澈如水，连名字都美，叫可卿。有段时间，听说男追女好上了，但终究只是传闻。
父亲和郭医师很有交情。大饥荒时期，店里绝了酒，郭医生拿医用酒精兑了水当酒，约了父亲悄悄喝起来。我家里穷，寒冬时节，父亲只有一件又薄又硬的破棉袄，郭医师便找出自己一件半旧棉袄送给父亲。我记得，那是可以当外套穿，有四个口袋的一件蓝色棉袄，父亲穿着这件棉袄过了好多个冬天。
我下巴长个疖子，发炎肿成了一“猪呤”，找了草药敷不见成效，疼的不得了。妈妈带我找郭医师，他稍稍看了一眼，轻轻捏捏肿块边沿，我痛的叫起来。他拿一小刀片，告诉我不疼，转身就戳进脓包，上下一划拉，我还没来得及叫疼，手术完成。
可卿姐姐给我换药也狠，黄纱布撕拉就从伤口拉出，疼的我直掉泪。接着换上新的浸了药的黄纱布，拿镊子往伤口里塞，我忍不住直叫疼。这两狠人很快就治好了我的大脓包。
小弟不知从哪拿个铜钿在嘴里玩，忽然“一骨碌”吞进了肚子。带到医院，灌了催吐药，仰头张嘴“嗷嗷”了两口，就没有动静了。母亲吓得半死，郭医师说没事的，吃了药，注意让他把大便拉在小尿桶就可以了。第二天早上，小弟果然在拉屎时带出了硬币。外婆在店里帮带小弟患病吐血，五弟一氧化碳中毒，兄弟姐妹有个伤风咳嗽，只要找了郭医师，无不顺利治好。
每天晚上，吃好晚饭后，父亲打理好店里的事，看没有什么生意，便背着女儿去医院聊天。彩霞妹妹趴在父亲背上，父亲“囡儿宝，小棉袄”地拍着，这是他最轻松，最惬意的时候。
从纸厂大门入口的木板楼梯上到二楼就是医院，南北靠窗是两排几十个房间，做了医院的诊室、药房和医生们的宿舍，中间宽敞的一部分空间成了客厅，父亲和医生们就在这聊天活动。父亲和郭医师他们一起，谈论着报纸上的时政消息，评判着国际国内大事，好像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山村的冬天特别寒冷，可这里生着大火盆，暖意融融的很舒服，父亲有时会和医生们来一场小小的音乐会。父亲或拉二胡或弹凤凰琴，郭医师吹起口琴，小李医生吹起笛子，可卿姐姐唱起歌，热烈而悠扬的乐声和歌声飘向山村寂静的夜空。在这古老寂静的山村的夜，这里是最热闹、最有情调的一幕了。
父亲回到平原工作后，郭医师还在大岭根，他们之间的来往一直继续着。“文革”抄家风正盛时，郭医师拿一双布鞋寄放在我家，父亲拿在手上觉得很沉，郭医师不说是什么，父亲也不问什么，彼此心照不宣。奶奶把布鞋放进箱笼前，解开用布带捆合的布鞋，里面赫然是十多块银元。
有一年，山村忽然传开了“人熊”进村的消息。村民们相互传说着有一只大人胸口那么高的人熊，接连的夜里侵犯了内村的猪栏鸡舍。大人们说，人熊很可怕，路上要遇上就逃不了，他抓住你，会哈哈哈地笑个不停，直到把人的胆吓破了，才扛在肩上回窝里吃掉。也有脱逃办法，拿竹筒套在手上，人熊抓住双手时和它对笑，它仰头笑的不知所以，就可抽出手偷偷溜掉。
一天，有人夜里看见医院楼下敞开的大门人熊在出入。医院的医生们第二天早起听见传闻，也相互印证夜里的某个时间，医院的木地板上有沉重走路的声音。
年轻的李医生好奇，胆子也大，居然约好几个年轻人想一探究竟。他们在一楼到二楼的梯级上撒了石灰，设伏在医院的一个房间，备好武器准备抓捕。一连设伏几天，不知是根本不存在人熊，还是人熊那天之后没有再来，反正是人熊踪影未见。过一段时间，人熊传说的恐怖也就慢慢过去了。
查证我们这一带的动物资源，五十年代，老虎、豹子和黑熊多有出没记载，当年的人熊恐怕就是黑熊的偶然出没。“大跃进”运动把平原和山区的森林几乎破坏殆尽，老虎灭了，豹子几乎消失了，黑熊也不见了踪迹，这是让我们这代人遗憾的。
闹腾的哥弟们
父母在山村，哥弟妹妹先后都在这里生活过。我和二哥、二个弟弟在这里读过书，小弟和俩妹妹就出生在这里。哥弟们秉承了父母的忠厚老实，在外从不惹事，可在家里却是够闹腾的。
我性格不犟可嘴犟，争辩起来什么都不认输，哥哥们因此会调侃捉弄我。一次，忘了是什么事惹毛了哥哥们，大哥二哥居然脱了我的裤子，把我绑在店堂的柱子上，我边哭边骂，好多大人小孩嘻嘻哈哈看热闹，我臊得连连跺脚恨不得钻进地洞去。
老三沉默少言，可性格很犟，哥哥们碰不得，就连父母也常常让他三份。有时，哥弟们争闹不休，把母亲吵得头疼了，骂一句，你们别吃饭了。到饭点，我照吃不误，三哥便赌气忍饿。我说他，你傻，不吃是亏自已呢？他不理。有一次他连饿两天，母亲想着办法哄他，最后悄悄给他煮俩鸡蛋，吃上小灶才完事。
一次，大哥生气中打了一下老三，老三不依不饶，捧一块碗大的石块追着大哥，扬言要砸死他。大哥见弟弟来了劲，只好退避三舍，跑到外面不敢回家。我找着大哥，他让我先到家里侦察动静，确认安全与否。我跑回店里，却见三哥挡在大门外，坐在一块更大的石头上等大哥。我说，妈妈叫大哥回来有事呢，他不肯罢休，“我就在这里等，非砸死他不可”。直到父亲出门骂了三哥，把他拉进了屋子，事情才算了结。
春天的日子，连续下了好多天大雨，山溪山洪爆发，轰隆轰隆的奔腾声穿透雨雾直接钻进耳朵。哥弟们无事寻事，联手欺负小弟，整得他大哭大喊找妈妈。妈妈一看，特别生气，你们都出去，都给我去死。我们从来没见母亲这么生气，一个个躲到天井的屋檐底下，二哥推老三，你先去死，老三推我，你先去，我又转推老五去。看着“唰唰唰”的大雨，我心里真的有些发怵。
小弟有些憨萌可爱，有时也很顽皮。一天正吃午饭，躺在店堂摇篮里睡觉的小妹忽然大哭，我跑去看时，小弟在摇篮边，小妹一侧眼角插着筷子，吓得我急忙拔了筷子叫妈妈。大概是小弟看小妹睡得香，拿一条筷子逗她，竟然把筷子插进了眼角。五弟和小弟常吵闹打架，五弟欺小弟，小弟不鸟哥，三哥总是帮着五弟，我便一直挺着小弟。不过，我和三哥之间却没有战争。
店堂对于孩童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边上一个很大的厨房，还有整个正房的楼上，足够哥弟们在这里放肆地玩乐。躲猫猫，只要不出大门，所有的隐蔽都允许，常常是躲的人藏得严实，找的人无计可施，只好主动表示放弃，然后进入第二轮。楼上楼下追逐游戏，场地大，阻碍物多，追的人追累了假装放弃，被追的人凑过去取笑，追的人突然发力，逃的人心存戒备，一扭身又跑脱了。有一次，哥弟们在楼上追逐嬉戏，五弟逃的慌，一脚踩在一块活动楼板上，“咚”，掉下去了。一声惊呼，却发现弟弟掉在房间床上的稻草窝里，他立马蹦起，一点事没有。
睡觉的房间有两铺床，都是长条木凳上架着床板铺就的，因为没有棉絮垫，草席下铺着厚厚的稻草，怕碎稻草漏出床沿，连床沿也用破草席包着。冬天，刚换上新稻草，床沿的破草席被下面稻草顶的高高的，我个子小，一爬就滑下来，只能呈冲锋状窜上床。原来只觉得新铺的稻草很暖和，没承想这次救了弟弟。那时，穷人有句自嗨的话，“毡单毛毯，不如稻草抖散”。只是母亲常常叹气抱怨，这辈子连一张有床杠的木架床也睡不上呢！
正月舞龙灯，是山村的吉庆乐事，年架四天刚过，龙灯便陆续登场了。每到夜晚，就见对面和东南面山上灯笼火把，一条条长龙移动，渐渐走近时，便传来喧天的锣鼓声。这个村的龙到那个村，那个村的灯到这个村，几十个村龙灯互动，元宵前就特别有年味。板龙看多了，觉着差不多一个样。印象深的是船灯，“船”打理的很漂亮，年轻船娘扮相俊美，咿呀唱曲，扭捏娇羞状，船头盘着绣花鞋小脚，大脚则在船底前进后退、摆舞摇晃做行船状。
有一次，父母都不在店里，深夜一二点，邻村的龙灯才到门前。我和大哥、俩弟弟睡在大门左侧客轩间，喧天的锣鼓响在门外，大哥迟疑着不敢开门。我和五弟轻轻走到天井，从门缝向外看，火篮的松明冒着浓浓黑烟，灯火通明处是一大群舞龙人员和看龙灯的观众。我们跑回去和大哥嘀咕，大哥终觉得太迟了不安全不敢开门。舞龙队伍把气撒在锣鼓中，锣鼓声转换着调门敲的震天价响，闹腾了好长时间，终于走了，屋里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大队长登门问罪，白天收了龙贴，夜里怎么能不开门？父亲陪着小心，孩子在家不懂事，连连说好话道歉，之后加倍封上了红包才送走。
二哥正半大不小，尝试“担发脚”，即挑货担赚运费，他最多时能挑上六七十斤，按雇发脚可以赚8角钱。我跟着二哥，两个菜篮子装一点杂物，最多一次挑过20斤进山。可长路无轻担，开始不觉重，渐渐就吃力。夏天，骄阳炙烤，挑担走上岭，一步一个石阶，步步着力，几乎喘不过气来。那光景，真忘不了！
自由天地的快乐
夏天中午，天气闷热，金蝉被热的“知了—知了”一个劲地叫，店里一个顾客都没有，静的只听见苍蝇的“嗡嗡”声和店堂货架上俄罗斯挂钟的“滴答”声。父亲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抵抗着绵绵袭来的瞌睡，眼睛慢慢迷糊，头倏然一沉，又迅疾抬起。他拿根藤草往鼻里捅，慢慢皱紧眉头，“阿——嘁”，醒了。过会儿，瞌睡虫又来了，于是，藤草捅痒，慢慢皱眉，“阿—嘁”，周而复始。大钟“噹”一响，我悄悄招呼着弟弟，溜出了大门。
蓝莹莹的天，雪白的云朵，头顶上热辣辣的太阳光。门外不远处，就是清澈的山溪，河水静静地流淌，一群群小鱼自由自在水中嬉戏。我找到老地方，一个溪水回流形成的一个小水洼。
水洼不大，水浅浅的，就像一口大锅子。靠岸边是一片杂乱的辣草，草根伸到了水里。我轻轻地趟着水靠近水洼，果然，有几只虾正静静地卧在水底，长长的触须一动一动的。我瞄好落在水中一块石头上的小虾，双手成围慢慢地拢过去，就在合拢的瞬间，一直静静不动的小虾躬身一弹，居然从指缝的圈中后跳了数寸。再围，再退，就要躲进辣草的根部去了，我果断地伸出一只手抄了虾的后路，另一只手慢慢向虾逼过去。小虾慢慢后退，就在它起弹时，双手合拢，小虾正好弹在我的包围圈中。
一洼静水被搅动，好几只虾都被发现踪迹了。瞄上一只躲到小石块底下的黑虾，在它的退路设伏，翻开小石块，果然又到了我手中。有几只游到草根底下悬浮着的小虾也被逮了个正着。
那边出现一只大虾，身子胖胖的，足有一寸长。我按住心里的激动，脚底缓缓蹚水到合适位置，蹲下身来，双手合围，把它逼到我心目中最好的位置，好！就在双手合拢的瞬间，那虾居然从我的掌中跃起，跳回了水中。哎呀，我懊恼极了！
一洼的浅水，好像有抓不完的虾。起先，让弟弟把虾放在玻璃瓶里，水很快浑浊发烫，虾全死了。干脆，把虾放在大石头上晒，只一会儿，浅青色的小虾全成了红虾。
摸着草根，忽然觉得手里有活物挣扎跳动，急忙捂住，伸出水面一看，在逃的大虾被逮住了，好高兴啊！晚饭时，饭桌的白菜碗里，绿色的菜中泛着几点红，那就是下午的战果。
我们还会到对面那条小溪抓螃蟹。这条内村方向流出的小溪只十多米宽，溪里一块块巨石突兀盘踞，半浸在水里的大小石块最适合螃蟹生存。小心地翻开浅水下的石头，就会看见硬币大小的螃蟹挥舞着钳子仓皇出逃。抓螃蟹可比抓虾容易，它八只脚横行迅速，逃跑途经却是可见的，看准了从后背按住就逃不了。大人们抓螃蟹在蟹笼里放酒糟，螃蟹闻着香进了笼口就逃不了，回家用酒糟渍上，就是下酒最好的美味。我抓的小螃蟹，用草纸包了浸透水，放到灶火中煨，草纸焦，螃蟹熟，吃着可香呢！。
“儿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夏天，在这条小溪里，我和几个小伙伴还学大人毒鱼玩。小溪边上有数不清的辣草丛，我们拔来辣草，用石头打烂，把草汁洗到细细的水流中。水渐渐浑浊，小鱼被毒的昏昏沉沉的漂浮，一下子就抓住了。
夏天的午后，我和三哥常到溪里游泳，水面不宽，深水处不过十多米，可以狗爬扑腾到对岸。上游不远，山体的岩石斜伸到水底，上游流过的溪水在这里回流，形成了一个深潭，人称“锅镬潭”，蓝莹莹深不见底，我们从来不敢游过去一探究竟。
一天下午，村里一个青年带我们去游泳。刚下了水，他就游往深潭处，悠闲的站在水里的岩石上向我们招手，我和三哥仗着依靠，一前一后向深潭游去。我游到青年身边，脚踩着岩石，挺稳当的，三哥随即也游到我身边，立身一站却落了个空，立马沉向水底，慌乱中，手向上一抓，把我拽了下去，他一借力出了水面。我一口水呛了肺，便往深潭沉下去，闭着眼胡乱往上划，迅疾浮出水面，急忙往岸边扑腾。哥俩一前一后，一直游到“锅镬”沿，脚底踢到河卵石，才站了起来，你看我，我看你，脸都吓的煞白。后来知道，随山势倾斜的山根和我们落脚的巨石间，有一条深不知几许的石缝，对于不善水的小孩是灭顶之灾的险处。
村里后山有一条狭窄的水渠，水从上游截流过来，沿山腰流向破岗岭浇灌一弯田垅。水经后山地段有一个缺口，流下的水经过村内，从店前的水沟流过，一直到村边近处的田里。我常把水沟用石块和泥巴堵实，留一个缺口放上半片竹瓣，水流过竹瓣造成落差冲击下方的篾片，这是最好玩的水碓游戏。
大哥曾经宣称要为我们做一台木偶戏，动手用桔饼箱做了一个小舞台，舞台前面糊了彩色纸，后壁用纸板画了县大堂。在黑暗的房间里，两节电池一搭通电，舞台瞬间点亮，感觉很有戏台味道。大哥还用彩纸画过战袍，做过几个红泥捏的石鼓，引得我一度痴迷，期待做成一场木偶戏。可惜，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难做的生意
山村处在待开发的半文明状态，社员们过着男耕女织，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男人们穿蓝或青的对襟上衣，着一条宽腿上腰裤，妇女们花毛巾包头，脑后梳着头髻，脚下踩着绣花鞋，老人们大多穿长衫，还有留着前清小辫子的。这光景的落后，可知山里人对生活的需求不高，购买力很低。
供销社管理着农村商业，对以商贩合作集体形式存在的个体户限制的很死，店里除了香烟老酒、糖盐酱醋，针头线脑，文具纸张，就没有什么货品可供。山民们有到镇里过行的习惯，山货挑山外卖了，随手就买些日常用品回家。父亲的代销店是在如来佛划定的小圈圈里腾挪，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难。
每个行日，父亲必亲往镇上办货，主要从供销社的批发部拨货，也在集市中找找活路。暮色苍茫时，他一条竹扁担两只小箩筐，挑四、五十斤货物或自家杂物回店里。母亲管着店里日常生意，管着我们哥弟妹妹一大帮的吃喝拉撒，每天忙的两头黑，从没有一个能坐下来歇息的时间。哥哥们大了，会帮着做生意，我虽小，简单的小生意，也会抢着去做。
山里人穷，顾客大多特别顶真，一角五一斤的食盐，要问盐粒够不够咸，还要盯着秤星看个仔细。父母是传统老生意人，讲究老幼无欺，可遇到过于挑剔的顾客，母亲会显出不屑，父亲则智慧豁达，不厌其烦让顾客满意。一次，店里进了桶装海蜇，大队长的老娘来买，她挑挑拣拣从盐水里捞出海蜇用力捏干，盯着秤称好付了钱，母亲客客气气送走了她。过了一会儿，老人回来了，说分量不够，母亲说不会的。老人坚持重过称，果然分量不足，母亲不悦，要查原因。父亲说，不足秤补上就是了。老人走了，边上看热闹的人冷笑，我看她一路走一路捏海蜇，怎么能不少分量呢？这类顾客虽然不多，但不时会发生，让人不开心。
一年生意最好的时候，是过年前后二十来天。山里人购买过年的货物和走亲的礼包，酒类、糕饼、白糖、桔饼和荔枝就卖的特别好。那时节，镇上的店家忙，一般来不及给顾客打包，就是打包也没有几个商家能打好。父母亲从小做生意，礼包用粗草纸包的方方正正，菱角分明，最拿手的是细沙一样的白糖打了包颗粒不漏。凭着这店堂绝活，当地顾客特别愿意到我们店里采购礼包，父母亲常常忙了白天忙晚上，连饭也顾不上吃。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在做好货品买卖的同时，也到供销社讨来一点代理收购山货的工作做。随着季节的不同，四邻的山村农民会送来茶叶、箬叶，冬笋，竹皮，山棉皮，瑞香花，串食蓝等等供销社收购的物品。最多的是箬叶，收购旺季时，店堂的一边差不多堆成一座小山。店里配了扎捆的模具，收购来的箬叶解散后重新整理，打成整齐的四五十斤重的大捆，然后雇上镇里或山里人挑送到供销社的收购站。收购山货时忙不过来，二哥和三哥能帮忙，他们看茶叶、箬叶可直接评级论价，山民们大多服气。遇上挑剔的，父母出马审定，就风平浪静了。
大办钢铁时，社员家里都吃食堂了，政府号召家里所有废铁烂铜都卖给国家，山民把农具之外的铁器敲碎了当废品卖。店里一度收了许多废铜烂铁，最好的“废物”收过锡酒壶和铜锣、铜铙钹之类，有几个碗大的小铜锣，被我们当了玩具，没事时“叮叮当当”地敲。最稀罕有个断一只前脚的铜麒麟，雕刻的精致活灵，放在家里很多年，后来在小弟手中玩丢了。最可惜的，收购过很多铜板、铜钿，除了拿几个滚铜板玩，不懂挑选一些珍贵的留下来，长大后有机会逛古董市场，才知道什么叫后悔。
晚上，我喜欢整理钞票箱，把里面纸币按不同的票面一张张理平叠好。硬币则学着父亲的样子，10只、10只码放整齐，凑好100只，然后裁了报纸包好，卷成纸筒糊好封印。父母都是最实诚的生意人，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哥弟们格外厚道，钱在手里经过，谁都不会擅动分毫，父母很是放心。过年时，我扯着母亲的衣角讨要分岁包，父亲照例不给，手指半勾成栗指状威胁“大栗要不？”母亲能在正月初一给一角钱，我们就欢天喜地了。
代销店坐落在村里最好的位置，可最不好的是地势低，店堂后面的滴水弄比店里的地面还高。春夏下大雨，瓦檐出水“哗哗”冲击着天井的石板，屋后的滴水弄从墙脚向店堂渗水，不一会儿便流遍店堂。母亲忧忧长叹，在坐水牢呢！
潮湿的屋里最会长跳蚤，房间、床上有跳蚤不算，我们身上也有好多跳蚤，内衣裤上都是蚤屎留下的斑斑点点。一次，我穿一件破棉袄，觉得身上的痒挠不到痒处，一发狠脱下棉袄挠，谁料棉袄后背位置竟然有十几只跳蚤在蹦跶，一瞬间被吓坏了。我两手抓住棉袄拼命抖，把一众小家伙抖落在地上乱蹦。
那时香烟都是一毛多，两毛多一包的，还可以论支卖。有没钱的赶个时髦，花上一二分钱，买上两三支烟，几个人就在店里分着抽。店里潮湿，烟很容易潮，常要放在灶膛上或生了火盆烤干，有霉味的烟，烤的有点焦的烟，烟民们却也不太讲究。
冬天的晚上是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店里傍晚时分生意比较忙，天黑了一家人才吃得上饭。晚饭后几乎没有顾客，闲坐闲聊的也渐渐走了，店里完全沉寂下来，一家人先后进了吃饭的客轩间。桌底一盆红红的炭火，把整个房间烤的暖暖的，父亲拿一张报纸坐在饭桌前翻看，有时也看看书。母亲是最迟进房间的，她要在厨房做完一天积下的所有家务活。她进房间就开始缝缝补补，上鞋底做新鞋，一件毛线衣破了织，再破了，找各种颜色的拼凑，仍织就一件新衫，一年到头从不闲着。哥几个则围着火盆拨火烤火，我最喜欢的是看看连环画和小说书。
山里寒冷，冬天有时连续下雪不停。一个冬天的傍晚，阴沉的天空忽然飞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一会儿就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坐在房间烤着火，聆听若有若无的飘雪声，感觉整个世界特别的安静，房间内特别的温馨。忽然，传来了铁门环扣大门的声音，父亲开了门出去，一阵冷风袭进来，好冷！我跟着出去，原来是有人来买电池。等我进房间，顾客踏雪走了，窗外传来“噶叽、噶叽”的踏雪声。直到现在似乎还听得见。
父母亲在山村八年，凭善良谦和，老幼无欺，赢得了山民们的赞誉。邻居们相处的特别好，最清晰的是法尼叔婆，梳一个头髻，缠小脚，干干净净的，只两老夫妻住在一个大房子。逢年过节，她会拿一些吃食送到家里来，我最喜欢的她的粽子和七月半的灰汁粿，还吃过乌饭，吃起来很香。送我大哥当兵时，她一边掉泪一边叮嘱：“顺利去顺利回喔！”我一个小孩子都感动了。
1967年春天，终于迎来了回镇里的日子。因为代销店的经营范围的限制，满足不了当地村民的需求，经公社领导的多次要求，区供销社在大岭根开设了分社，布匹、肥料和其他对代销店限制的货品都有了。代销店完成历史使命，可以撤走了。
那天，风和日丽，父母亲一早起来，把最后的零星衣物整理好就出发了。代销店门口围着许多送行的、看热闹的人们，他们和父母亲打着招呼，再来嗷，一定要常常来奧。法尼叔婆抱着母亲，眼里闪着泪花，平时最讨厌山里生活的母亲，眼睛也红了。近九年的工作和生活，终于不再受颠沛之苦，高兴？留恋？不舍？前途茫茫，父母的心一定很复杂。
父亲，短小精悍的父亲，瘦削的肩上仍然是一副担子，步履很稳实地走在最前面。二哥、三哥各挑了一些零星家具杂物紧跟着。从山外请来了金通伯和他的兄弟等几个人，帮我们挑运些杂物。母亲肩挎一个花布包，手里抱着2岁的小妹。五弟、小弟自己走路，我背着大妹妹，一行人走出了小山村。
写于2025年2月乙巳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