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6月初八，是父亲百年诞辰日。一直便想着为他的诞辰写点什么，于是想到父亲一生的努力，无论成功与否，他艰辛备尝，耗尽心血，他无愧人生，更无愧子孙后代。于是，写下了本文。
我爷爷是孤儿，少年时偷渡出国谋生，颠沛十几年回国，定居在古市镇，起先挑虾皮担下乡进山吆喝买卖，稍有积蓄便在街上开了南货店。他不识字却有见识，一心供儿子读书，希冀改变下代命运。父亲从小聪明懂事，读书成绩出色，颇得学校老师、邻里长辈夸奖，奶奶很是宠溺，但爷爷家教甚严，儿子偶有过失必须责打重罚。20岁时，和朋友相聚喝酒迟归，一样罚跪思过，父亲不敢违拗，奶奶劝阻被斥，已经圆房的母亲只能陪在一边垂泪。
父亲在镇里读完小学，报考到松阳县城战时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去了温州寮（即现在新兴镇）小学做教书先生，不但教语文、算术主课，还教音乐和体育。父亲个子矮小却教育有方，深得学生的尊敬，我小时还常见到他当年的学生尊呼“叶伦先生”。
抗战后期，日寇进犯松阳，古市大半个镇域被日寇烧光。爷爷带着一家五口逃到十三都山里避难，17担精细货物和家中细软被洗劫一空。回家后，爷爷受日寇炭疽病菌毒害大病一场，差点丢了命，父亲便子从父业接下了南货店的经营。当时，重建的横街拓宽，成了镇里最中心最繁华的一条街，是做生意的“金寸地”。年轻的父亲有文化，脑子好用，善能拓宽经营渠道，生意做得灵活，渐渐把店号“叶信盛”的南货店做得风生水起，呈出一派兴旺景象。
1950年，满怀追求卓越的雄心，父亲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商量，再创一番事业。便有股东杨养奶、程洪兴、钟雍奎、叶子东和父亲五人，合伙在水弄头杨伯家中开了“协记棉布店”。棉布店由杨伯任经理，雇了郎（之林）姓伙计在店里，程叔曾是国军军官，因跑码头多任采办往来杭州、上海，其余三人是坐地股东。“镇反”运动时，程因“反革命”罪逮捕判刑，后来死在狱中。父亲和子东伯顶了采购角色，经常跑上海、杭州采买各色布料，有时则租借脚踏车，直接来回兰溪进货。协记棉布店一度开的红火，股东们年终相聚，开开心心算账分红，一顿分红晚餐，吃的满脸红光。
南货店的生意，早已由父亲全面打理，爷爷、奶奶和我母亲在店里打下手。父亲常去温州进海货，那时主要是鱼鲞、海参、海蜇、虾皮、乌贼干、咸带鱼一类干货，没有现在的“海鲜”一说。父亲从镇里溪边码头上船，一般三、四天就顺流到温州，春夏雨多，松阴溪水涨，货船穿流直下，虽则有点凶险，却是一昼夜便到温州码头。父亲采购好海货，托运上货船，便一路步行回家。晚年时，父亲坐在瓯江边放眼滔滔东流的江水，沉浸在对往事的深情回忆中。他告诉我，从温州到古市，路上大约五、六天时间，虽然辛苦，若一路有伴，也有乐趣，关键是可比逆水上行的货船快一倍时间。
回到家中，坐等七、八天，货船才到溪边码头。雇了“扛埠”搬运工卸货搬运，巨型的海蜇木桶抬回店里，便有许多顾客求购，或者赶上古镇行日，趁着干货新鲜，就有一波好生意。
世道太平，生意顺手，古镇商业氛围甚好，年轻一代商人各自施展身手，都想成就一番事业，父亲无疑是其中一个好角色。可时代变了，政府实行工商业改造，“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束缚了小镇商家们的手脚。高额征税和连续查税，使得生意兴隆和利润丰厚不成正比，父亲这些新生代商人大干一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更怕触犯政策，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一个个小心谨慎保护自己，生意更加清淡下来。这期间，还有打击旧币行动的突然到来，一夜之间，来不及兑换的货币作废成了非法持有，原本的财富成了可怕的负担。听大哥说，他小时多次看见母亲在灶膛生火后，悄悄上楼用拦腰布兜了旧币，一把一把丢进灶膛焚烧，生怕哪一天惹出是非。
遵循工商业改造政策，镇里的小商贩、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分行业建立了不同的城镇集体组织。变革潮流中，协记棉布店显然不合时宜，很快便歇了业。杨伯怕店铺和住宅被入股归了集体，赶快加入了不需店产入股的水作社。父亲的南货店，也归了南货业合作社。
工商业改造是新社会大势所趋，市场经济已经难以立足生存，古镇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转瞬不再。父亲原先做一番事业的雄心遭受重挫，他或许不很理解，甚或还有难以一展身手的遗憾，但他是识时务的年轻人，是工商业改造的积极拥护者，镇里工商界的各项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我那时小，可清楚记得在工商联会堂的台上，父亲挥舞双手，引吭高歌，教台下工商界人士唱歌的样子。
生意难做，过日子却是现实的。哥弟们一个接一个出生，母亲得了“英雄母亲”的称号，但家里的生活重担压在父亲并不宽厚的肩膀上，生活渐渐艰难起来。
1958年，“三面红旗”猎猎，“大跃进”运动蓬勃兴起，古市镇似乎一夜之间便进入了“大办钢铁”的疯狂。父亲还来不及思考如何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却在此时突然被派往谢村公社大岭根村开代销店。夜里接到通知，第二天就要出发，父母整理简单的衣服被褥、米油锅碗，一夜无眠。次日一早，雇了一个挑夫挑着家用杂物，父母带着大哥匆匆赶往30里外的山村，接下了原先的代销店。
大岭根村坐落在四面环山的一块谷地，清澈的山溪把村舍分成外村和内村。代销店在外村这边，比较开阔平坦，店前一条石砌小道通往山溪，跨过溪上的木桥，往左走一段路就是内村。
代销店二层泥木结构，高耸的骑马墙，石条大门洞两扇厚重的木门，进门是大块长方、正方石板砌就的天井，两边是四块窗扇雕刻着精致花鸟走兽的客轩间。走过天井是大开间的正屋，中堂和右边已拆除的正间充当店堂，显得宽敞且实用。
山村和镇里的文明差异不在同一时代。青壮男人穿蓝或青的对襟上衣，着宽腿上腰裤，妇女们花毛巾包头，脑后梳头髻，脚下穿绣花鞋，老人们大多穿长跑，有的还留着前清小辫子。村里人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低需求生活，在这种环境做生意，显然很不容易。
供销社管理着农村商业，对以商贩合作形式存在、自负盈亏的代销店限制很严，除了香烟老酒、糖盐酱醋，针头线脑，文具纸张，就没有什么货品可供。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更是物资严重匮乏，能卖的商品少的可怜，连最廉价的饼干、普通的酒类都断供。偶尔进到一点番薯糕，货一到，一下子就卖的精光。
山里人对店家有天然的不信任，顾客大多顶真，买东西是挑了又挑，称重时秤星看了又看，有的连买食盐也要撮一点放嘴里尝尝够不够咸。父母是实诚的生意人，从不欺客，但也常会遇到挑剔过分的顾客，父亲很包容，常说“做得生意吃得屎”，忍让为上。因为和善对人，诚信经商，经营小店不久，就挽回了被前任店主损坏的信誉。
逢四、逢九是镇里行日，父亲头天下午就往镇上采购。他主要从供销社的批发部进货，也在集市中兜兜转转寻找商机。行日上午采办好货品请好挑夫，当天下午或第二天上午货物就会挑送到店里。暮色苍茫时，他肩上一条竹扁担，两头两只小箩筐，晃晃悠悠挑四、五十斤零星货物或家里用品、菜蔬回到店里。
生意最好的时节，是过年前后一个多月。父亲不仅经营有方，还有两大绝招，拉抬店里生意特别管用。
山里人购买过年货，年前大多都往镇上行日采办。镇上的店家归了集体，节前生意忙，一般不给顾客打礼包，况且就是打包，半路出家的营业员也打不好。而松阳人的传统习俗，拜年送礼包，不管里面是什么，必须用硬质粗草纸包的方方正正、正面加一指宽两指长的红纸，用蒲草扎好，方显得正式贵重。父母从小做生意，过手的礼包菱角分明，最拿手不管包内是桂圆、桔饼或饼干、白糖，几乎一模一样的方正，细沙般的白糖颗粒不漏。凭着这手正宗绝活，山里人特喜欢到父母店里购买礼包，父母亲忙了白天忙晚上，连饭也顾不上吃。
还有一招是代顾客写春联和斗方，这是山里人过年家家户户都要用的。顾客买下红纸，父亲帮助在历书上选好内容，便去一旁桌上裁好长条红纸，按字数折好再交叉叠过，然后，毛笔饱蘸墨汁，屏声静气一挥而就，顾客拿着满心欢喜。写春联斗方又带来买红纸以外的生意，便是免费挥毫带出的好处。平时，父亲也从镇里采购些庆婚祝寿的中堂画轴和联对，既方便顾客选用购买，利润却也比较丰厚。
过年前，父亲会专程往西屏进一批质量好的鞭炮和墩地炮，山里人虽然穷，但请年神，祭祖宗，鞭炮迎送都是必不可少的。况且，西屏的鞭炮做得比古市好，买过的人便喜欢，年前也能卖掉不少。过年时村里“噼里啪啦”、“嘭啪”的鞭炮声，大多也出自店里的货色。
山里女人大多喜欢传统绣花，出嫁枕头绣鸳鸯，麦秆扇面缝上绣花圆心，黑布的鞋尖上绣牡丹等等，色彩鲜艳的各色丝线是她们的最爱。父亲从西屏购进各色上好丝线，在针线台面摆个丝线专位，银光闪亮的很吸睛，招揽了年轻女人们的喜爱，增添了不少生意。
店里的烟架上摆放着各种并不高档的香烟，青年人想摆酷又买不起整包的可以拆零论支供应。有人买下几支，现场分发给同伴，大家便美滋滋吸了起来。
顾客买下不能拆分计数的商品，父亲将一盒两分钱的火柴，拆成四小捆，当做五厘钱找零。我挺喜欢拆火柴，有时玩个小心眼，把满满一盒火柴分成五小捆。
良好的服务，真诚的笑脸赢得了顾客，父亲在被限制的极小空间内腾挪，寻找着一切扩大营业，增加收入的途经。
父亲从供销社讨来代理收购山货和废铜烂铁的工作，可以赚一点收购手续费。当地和四周山村农民的茶叶、箬叶、冬笋、蕲蛇干、草纸、山棉皮、瑞香花、串食篮等等，都是店里收购的山货。最多的是箬叶，收购旺季时，山民成群结队挑来箬叶，在店堂一边堆成了一座小山。店里配了捆扎模具，请人将箬叶分等筛选，扎成四、五十斤重的大捆，雇上镇里或山里人挑送到镇里供销社的收购站。山里人质朴厚道，收购茶叶、箬叶的评级定价，二哥、三哥一般都能搞定。
代销店每天一早开门，夜晚人静时才关门，有特殊需求的无论何时都开门营业。每天清晨，父亲洗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水擦拭一遍柜台和货架上十几个大口玻璃瓶。天黑前，父亲会把两盏煤油灯的玻璃罩擦的清明，天黑点亮时，灯光就白亮了很多。后来，村里建了水电站，供电时店里就亮堂了。可电站供电靠山溪水，水少时煤油灯还是少不了。店里订了《人民日报》和《浙江日报》，那是父亲每晚必读的精神食粮。睡觉前，父亲打着手电楼上楼下，角角落落巡查一遍，确认安全无患后，拿着煤油灯，点上一支烟去“解手”。这是父亲一天抽的唯一一支烟。
父亲最轻松、惬意的便是晚饭后背着妹妹到临近的公社医院和医师们闲坐聊天。冬天，医院楼上厅堂的炭火烧的特别旺，屋里暖融融的很舒适。父亲会拉二胡或弹奏凤凰琴，有时和郭医师他们来一个合奏，悠扬的乐声便飘荡在山村寂静的夜空中。
父亲在山村八年，凭着善良谦和，待人真诚，赢得了淳朴山民的赞誉，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1965年，父亲作为工商业的代表，参加了遂昌县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1967年，供销社在大岭根开设了供销分社，代销店完成了历史使命。父母亲风里雨里八年深浅在偏僻山村，终于回到了镇里。
松古平原的赤岸村有1400多年历史，村内五六百米长街，分布着三个大队，两千多人口。这里有公家的供销社，人来人往多，生意比较红火。可计划经济年代，公家的店是老爷店，早上准点开门，晚上到点关门，村民一早一晚购物很不方便。区供销社指派父亲在这里开代销店，主要是早晚时间拾遗补缺，卖一些酒盐酱醋、文具纸张和日用杂货，经营范围限制极严，不能和几十米外的供销社争生意。
两间租借的临街铺面，一间进深约五米，设了柜台和货架便没有多大转身空间，一间往房东居室里面延伸，也不过七八米。这就是父亲新的天地，一个三维空间狭窄，经营空间被严重约束的小店铺。
小店清晨开门，深夜关门，就如现今的便利店，垫补供销社空缺的功能随之实现，早晚买点盐、酒很方便，深受村民们的欢迎。可那时凭票供应的商品多，父亲的小店能供的货品很少，一家生计难以维持。父亲显示了他动脑筋，善经营的本事，别开蹊径，做供销社不做又不管，可农民顾客有需求的生意。
父亲学着镇上水果摊老板的路子，做些水果摊的小生意。镇上的家里成了加工作坊，炒花生，做油炸豆，煮椒盐瓜子，只要合法不越规，只要有点钱可赚的买卖，再难做再辛苦，父亲都全力去做。市场糖果缺货，即使有少量糖果也只进供销社柜台，父亲就自己动手做糖果。白糖放水煎熬到老嫩恰好拉丝成型，从锅中取出趁热甩打如面团状，而后搓成一根根糖条，染上可食用红绿颜料的嵌入白色糖条，搓制成适当粗细，然后刀切成粒状，便是好看又好吃的彩色糖果。进了店里玻璃瓶的彩色糖，嘴馋的孩子特别喜欢，总要吵着大人买上两三粒。山上的野生毛栗上市，父亲从镇上集市整担购进，在店门口架上大锅大陶灶，用木柴烧了大火现炒现卖。满街飘飞的毛栗香引来馋的流口水的顾客，剥开毛栗金黄色的果肉吃的口齿留香。
店里卖的麻花（本地“油索儿”），起先从镇上的饮食店里批发过来，零售二分钱一根。为了多赚三五厘，父亲讨来配方，琢磨着自己做。上午，父亲在案板上揉好大坨面团，用湿毛巾盖着醒面。吃好午饭，父亲把大坨面团分切成一个个小面团，压搓成四指宽的扁条，抹上茶油再醒一会，切成食指般粗细的细条，就开始做麻花。父亲两手一朝前，一向后抻长搓细面条，两手并拢一提，便成绞花状，然后在案板上搓紧绞花捏紧头，一条麻花就做成了。父亲累了，面条搓着搓着就打盹，头忽然一垂，随即抬头睁眼继续做。
我和三哥跟着父亲做，开始麻花大小不均，绞花也不好看，做着做着便也得心应手。再后来我们能从揉面到炸麻花全套完成，父亲才省力多了。后来，父亲又改进工艺，让麻花裹上了雪白的糖衣，吃起来又香又甜，卖的便更好了。那时，面粉要用粮票买，定量的粮票买了面粉做麻花，家里粮食不够吃了，就从集市上买些私价粮补充。
赤岸上下村多好酒善饮人，对酒的醇厚度特别挑剔。那时没啥瓶装酒，只有当地酒厂的黄酒和米烧，还有外地来的五加皮。
父亲卖酒不同于供销社，白酒比重轻，若顾客买一斤，便用半斤酒提打上两提，再用一两提加进，保证分量足够。一坛黄酒卖到酒提碰到坛底便不卖，再来顾客必开新坛，顾客若凑上现破泥封的“开坛酒”就特别开心。前坛余酒倒在大搪瓷杯沉淀，清酒汇入新酒，浊酒留作父亲自饮或用来烧菜。父亲还教我，酒提入坛，起提要慢，方打的满提酒。区区这一招，尽显商家实诚，小店酒好量足声誉鹊起，不久，村里人买酒便惟此一家了。
卖酒生意好，父亲便想着要把酒的生意做足。他购置了一个黄铜大烫壶，壶高五、六十公分，中间六、七公分圆径内加炭生火，圆径和壶壳之间放满水，一条盘肠细管环绕其中，上通壶顶小漏斗，下有细嘴出口。炭火把水烧的滚烫，顾客要热酒，便将冷酒从漏斗倒进去，热酒就从细嘴流到碗里，顿时酒香四溢，喝起来自然畅快无比。
那时的酒客们喝酒，并无现在人的排场和讲究，能有一小碟猪头肉、卤牛肉、海蜇头，花生米、油炸豆，便算奢侈了。父亲从镇上的酒店学来了做猪头肉、卤牛肉的工艺，出锅的猪头肉煮的嫩烂，卤牛肉煮的紧实，用酱油一烩，更是鲜香扑鼻，甚是诱人食欲。
酒客们吃猪头肉有不同的喜爱，吃耳朵、舌头、眼睛、猪鼻，各各有各的讲究。我认为最好吃的是猪脸上一块蛋形油枣肉，出锅时切片，酱油一蘸，入口黏稠鲜香，味美的让人一辈子忘不了。生猪头肉进货时看着挺脏，我用镊子把肉缝的毛一根根拔的精光，到溪边把肉洗的白净，自觉也给这道菜增色不少。
我家有好酒、有下酒菜，渐渐便聚来了好饮人。夜晚，看店里不再有顾客，正准备打烊，村里几个干部开完会，聚来店里喝酒。他们在店堂仅有的一张方桌边坐下，各人上一碗烫热的黄酒，选几两猪头肉、半条猪舌，加一碟海蜇，一碟花生米，便有滋有味边喝边聊。聊得开心，喝的兴起了，酒被不断地招呼添上，话题越聊越多，感情越喝越深，平时心里有小疙瘩的，在推杯换盏拍胸脯中解开了。渐渐有人斗开了酒，醉了的说没醉，没醉就必须再喝，这时的酒客们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夜深沉，我困得不行，懊恼郁积，在心里骂人，可父亲始终足够耐心，笑呵呵照应，添着酒加着菜记着账。
终于，客人踉踉跄跄走了。父亲关着店门，我从房东楼上取下被褥搭“新鲜铺”睡觉，几乎每天的日子都是如此煎熬。第二天，天刚亮，有人敲门，父亲便起床开门营业，仍然是笑呵呵谦和模样。我睡得朦朦胧胧，可躺在店堂实在不雅观，也只好起来了。慢慢地，代销店竟被酒客亲切地叫成了“赤岸酒店”，这是父亲的又一成功。现今的我，有时在酒桌上吹牛是开酒店出身，底气便是来自当年。
店太小，连一个住的房间也没有，母亲只能常住镇里，我和三哥正好“文革”停课在家，便轮流帮着父亲照看店铺。三哥一度热情参与“文革”群众组织一些活动，我则规规矩矩帮着父亲守店，14岁的少年，能做店里全部生意，他很放心。父亲几乎每天上午到镇里进货办事，下午三哥拉货送店时一起回来。为了方便来回，父亲花几十元买了辆旧自行车，虽三天两头要修理，但毕竟比走路好太多。
这一段时光，正是“文革”风起云涌，两派斗争激烈，从口舌之争进而棍棒交加，直到枪炮厮杀，惊心动魄争天下的大乱岁月。代销店是村里人喜欢集聚的场所，社会传闻交流，两派观点争执，在这里有聊不完的话题。店里仅有的三条横凳坐满了人，还有站着的，也有进不了店堂的人把下巴搁在柜台外半壁板上听聊天。父亲的是非观十分清楚，但对两派争斗的谁对谁错从不置可否，点头一笑便过，这是他保护自己，经营小店的智慧。白天，父亲不在店，我少年气盛，会和大人们辩争是非，后来武斗一边倒杀人，村里出现斗死人的事，听了父亲告诫，我才不敢多言了。
赤岸村代销店前后经营大约两年半时间，这是父亲在“文革”乱世的当时，于缝隙中一展身手的时光，既赚了钱养家糊口，也赢了商家信誉。我觉得，只要世界有一点阳光，在经商这块天地里就能做得风生水起，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就是我的父亲。
店里生意向好，家中生活稳定，多年艰难努力似得正果，父亲暗自感到欣慰。谁料命运再次出现波折，而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波折。
天晓得是哪个混蛋突发奇想，竟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延伸出“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荒唐。1969年下半年，遂昌县商业局革委会在赤寿公社搞“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试点。工作组一声令下，父亲被迫带着母亲和四个弟妹迁往半古月大队，连年近八十的奶奶也不许留城，一律取消城镇户口到农村落户。
“贫管”的代销店设在朱坑自然村村口的大樟树底下，两开间的房屋做了店堂，左边角落有一间不大的房间，店堂一个小门通向右边披屋做了厨房。工作组从村里选了一“高觉悟”青年进店，名义是营业员，实际上负责监督父亲的经营活动。试点报酬政策是所谓“工分加补贴”，父亲在店里每天记10分工分，每月要有若干天参加生产队劳动，评记6分工分，年终工分总数结算成人民币，和原先个体收入或镇里商业员工工资比较的不足部分，由公家给予补贴。
晴天霹雳般的打击，瞬间把一个刚刚有些好转的家庭打入最无助的冰窖之中。母亲因被剥夺了在店里工作的权利，对工作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极度的愤怒，多次追着工作组的张某人据理力争。张某人态度傲慢，认定母亲是家庭妇女，只能留在家里或参加田里劳动，并要父亲做好她的工作，不要阻碍“贫管”，要理解和支持“贫管”。
面临巨大的压力，父亲简直透不过气来，他深知“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工作组“贫管”的所做所为不能违抗。他开导母亲，这种形势下，一家人要活下去，只能逆来顺受，慢慢想办法。为这，父母之间会在暗中发生争吵，父亲指责母亲的愤懑，除了添乱有什么用？母亲无处排泄伤痛的心，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妹妹清晰记得，那一次，妈妈在案板上切着晒干的腌菜，边想着心思，边流着眼泪，忍不住便抽泣起来。年幼的妹妹看母亲伤心，也“呜呜”哭了。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打击下，母亲的身体从此渐渐垮了下来。
父亲是一家之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崩溃之举。他一如以往，勤勉地做着店里的工作，手把手教会驻店青年如何做生意。为了“活下去”，他平静接受干部们的颐指气使，服从着他们在“贫管”中的所有要求。他仍然把经营好代销店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一如既往地视店如家，骑着那辆破旧的脚踏车，来往于古市和朱坑之间，颠簸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上。可惜，他已不是店里的主人，而是“贫管”改造、利用的对象，店里所有的一切不再由他支配，所有的业绩也只是为工作组的“贫管”正确涂脂抹粉。
父亲爱喝一点酒，可没钱就喝不了酒。一日中午，父亲很想喝一口酒，七分钱二两的白酒，可母亲袋里只有五分钱。正好我从田里收工直接去朱坑店里，我的口袋里摸出了两分钱，父亲才从店里打出了二两酒。这就是当时的境地，至今清晰如昨，让人难忘心酸。
那时，大哥退伍在造纸厂工作，二哥初中毕业后分配在靖居板桥乡供销社，我和三哥作为“老三届”最末的初中生，则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身边没有帮手，正好五弟小学毕业，父亲便不让他继续读书，要他参加队里劳动挣工分。为了每天三、四分工分，13岁的弟弟承受着和他年龄不相称的苦难，在田里拼了命干活，耘田、锄草、割稻、挑灰等等，不敢有半点偷懒。一次，天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弟弟用长竹竿挑着稻草行走在田间小路，一阵狂风刮来，几乎跌入沟渠，他伏倒在地哭了。父亲说，我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如此啊！
为了不违拗工作组，父亲也按要求参加生产队劳动。在刚收割完的稻田里，矮小瘦弱的父亲两手各拖拽着几个稻草捆，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烂泥往田岸上送。因为刚收割的稻茬扎在脚底疼，他呲着牙忍着疼一弯一跳地蹦哒，正在不远处劳作的弟弟看到父亲艰难行走的背影，忍不住泪流满面。父亲从小做生意，也是辛勤苦力挣钱养家的劳动者，为什么人到中年要受这样的磨难，这是什么世道啊？
当时，两个妹妹一个7岁，一个5岁，都跟着父母住在朱坑，到了就学年龄就在半古月小学读书。幸好，学校的老师理解镇里来的孩子不适应环境，学习和活动都给了关心和照顾，让妹妹感到苦难中的一丝温暖。小弟在镇里跟着奶奶读书，父亲要他到村里放牛去，弟弟不去，他作势要打，弟弟绕着天井边逃边嚷：“不去，就不去！”抗争的结果是，父亲不忍心再逼年仅10岁的小儿子。
年终分红时，按人口和工分比例计算分配粮食，找补现金。家里分得的口粮尚能裹腹，可“工分加补贴”的政策不兑现，结算欠队的钱只有父亲自己想办法解决。我把从生产队年终分红找补的钱全部交给了父亲，三哥找补的钱想留一点自己支配，正犹豫着该怎么给，父亲手一伸，不容置疑：“拿来！”三哥交了钱，忍不住哭了。二哥过年回家，不管他给家里买柴买油买肉花了多少钱，父亲同样手一伸：“拿钱来”！严厉的“拿来”，一度成为哥哥、弟弟见到父亲的恐惧。
1970年，社会上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二哥到县供销社参加“清阶”学习会。一天天开会检举揭发，一个个揪人逼供审查，不久便轮到二哥了。几天审讯下来，凑出贪污230元，让回家里筹钱交钱。二哥在家呜呜的哭，母亲陪着流泪，父亲回来，只一句话：人在就好，没事的，先把脚踏车顶了，再不行，就卖了这屋子吧！
镇里集体商店的造反派吕某、方某也把父亲抓到工商联，威逼恐吓审讯了一天，母亲在家一直担心着。晚上很迟了，父亲才回家，母亲急着问他情况，他倒看得淡然：他们要我下跪，说我做生意短斤缺两，每天克扣顾客一点老酒酱油，还有酒中掺水，也贪了很多钱，这个疯狂的社会，不就我们一家遭罪，总会过去的！
“贫管”的高潮过去，工作组离开了半古月，高压的环境稍稍宽松下来。父亲待人谦和，诚实热情，村里人缘越来越好，大队给店里新换来的驻店小伙元宽很尊重父亲，精神上的压抑好了许多。
几年的试点工作证明，所谓的“贫管”根本不切实际，试点以外的农村没能推广开来。父亲瞅准这契机，开始找有关部门上访，请求结束试点回城。小妹还记得，老爸一次次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出门，风里雨里往遂昌“赶落实政策”的样子。慢慢地，就传来“试点”要撤销的信息。可光打雷不见下雨，等待的日子依然煎熬。
1973年北京邓公主持整顿，极左派的一些做法有所收敛，社会相对理性地走上正轨。1974年10月，荒唐的“贫管”终于终结，父亲、母亲和弟妹告别了整整五年的苦难岁月，回到了镇里。无端的磨难，让我的母亲身心俱疲，她的早逝，显然与这一段苦难有关。
从镇里下伸到农村，最终回到镇里，父亲这一段路足足走了16年。当年镇里意气风发的同行年轻人中，他的路算得上坎坷，可总算熬了过来。回到镇里，父亲被安排回到南货业合作商店工作，因为之前许多年都算个体户，不能算工龄，七拼八凑，和招工不久的员工比只多了一二级工资，还好父亲看得开。毕竟子女们次第长成，衣食温饱可以无忧，最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南货业合作商店有三个门店，三角坛、观门口和水弄头。父亲和张明恩、苏潮等少年一起做生意的好友重聚一起，彼此都很高兴。近两年新招工的年轻人给业里带来朝气，愉快地接受了“运来叔”。即便前几年十分激进的同仁也回归现实，彼此都能平和相处。父亲有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再没有沉重的压力，在店里心情舒畅，回家里多了笑容。母亲眼看儿子们一个接一个长大成人，无时不在发愁子女的婚姻情缘，父亲却从不发愁，他告诉我们一句话：“老婆老婆，各人自谋”，他自信他的儿女一定会自立自强，走出自己的天地。
落实当年“贫管”给出的“工分加补贴”政策，是父亲回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要务。他原先相信工作组官宣的政策，可接受“贫管”后，所谓的“工分加补贴”，从未给过一分。多年累积算账，这已是不小的一笔钱，他必须讨回公道争回钱。每逢信访日，他仍然骑着那破旧的自行车，一趟复一趟往县政府跑，可遇到的是搪塞、推诿。那时还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岁月，当年颐指气使的张某人推说那时是奉命办事，现在已管不了事。找商业局领导，找县信访办干部，研究研究，协调协调，相互推过来推过去，始终给不出明确的答复。县政府大院负责收发的汤某一句同情的话：“这个政策应该要落实”，让我爸整整感动了好几年。大约是1979年左右，县委书记信访接待日劝导父亲说，国家因为“文革”遭了大灾难，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团结一致向前看，你个人和家里的苦难都过去了，向前看吧。书记大格局的“安慰”，算是给了一个台阶，父亲大度量，放下了！
父亲在三角坛店，观门口店和水弄头店都待过几年。我因工作关系调离古市，每次回家到店里看父亲，他在店里忙碌着，对顾客依然那么亲切和善，空闲时，对同事总是笑哈哈一脸随和。后来几年，南货业推举他当了经理，管着几十号人，他扛了责任更是以店为家，以身作则干在前头。店里夜间要值班，他独揽了他所在的一个店，每天晚上九、十点，从家里出发到店里巡夜睡觉。
父亲对人豁达包容，老幼无欺，偏偏对他的亲人有点过分。姑姑到哥哥店里买带鱼，他帮忙挑选的不是大一点好一点的，而是小一点差一点的，姑姑嫌不好，他说，不都一样吃的么，姑姑就哑火了。他对所有的同事都很平和，独对在同业内的三儿媳时有厉色。三嫂在家里怼他不公，他却说，我不说你谁说你，三嫂也没脾气了。
对父亲最大的打击是母亲1981年病逝。母亲一辈子依靠着父亲也照顾着父亲，唯独头年母亲确诊肾病，父亲才知道妻子也需要他的呵护。送走母亲的那天，父亲为相濡以沫的妻子离去嚎啕大哭，这是我见到的父亲唯一一次崩溃。
母亲走后，父亲一度沉浸在他一个人的世界中，他的唯一兴趣只有他的南货业商店。清晨，洗漱后先去开了水弄头店的店门，等同店的营业员来上班，他才回家烧粥吃早餐。中午，匆匆吃好饭，他又出现在店里忙碌。晚上，和在家的家人吃好饭，理一理家务，又去店里值班。所幸，他慢慢走出了伤痛，水弄头的店里，常常传出他和菊英嬢等同事们的玩笑声，他的热情充满了感染力。在店里，在街上，到处都是亲切的一声“运来叔”，父亲回应着，乐哈哈的。
退休以后，父亲仍然惦记着他这一辈子的从商事业，他仍然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于松阳、遂昌城里的行日。在街市上闲逛看看各色交易，问问货物价格，感受着习惯的氛围和熟悉的味道。哥哥嫂嫂们为他的安全，曾经试图反对和制止，父亲决绝地回答，你们不让我自由来往，我无非死的早一些。后来几年，出过两起交通安全事故，他自己觉得骑车赶行已经不适合，才停下了脚步。
父亲丢不下经商的情结，一度还和几个老朋友合伙，在老车站边上租赁了一个临时房开馄饨店。他说，我几个都有退休工资，不为赚钱，图个开心和乐趣。回家看父亲时，我到他们摊上，饶有兴趣吃过父亲的小馄饨，那是小时的味道，父亲的味道。
父亲矮小精悍，沉稳坚定，瘦弱的肩膀仿佛能扛一座山。我最崇敬的是，他虽然始终被所处的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但不管生活如何磨难，他都能坚毅面对，从容不迫，不低头，不埋怨，默默地和命运抗争。正如曾经的“信盛”店号，信诚经商，盛旺聚财，是他一生的追求。时代使然，他能做好“信诚”，却做不到“盛旺”，这是遗憾，也是现实。父亲一生最大的成功是，我们兄妹八人，个个身心健康，子孙和睦，家族日益兴旺，这是他的人生最欣慰的。
2025年6月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年作